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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“德国文学学科”历程

2005-04-07 16:12:00 来源:博览群书 叶 隽  我有话说

2004年,承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指引,我访问了德语文学界的前辈张威廉先生。年逾百岁之龄的张先生,虽已不太能自由行动,但精神尚好,坐在沙发上,虽不很方便,但仍要起立致意,我们再三劝住,方才罢了。屋中的书不多,不太像一个大学者的家庭摆设,或许我们看的只是客厅;桌子上放着他自费印行的佛经

,倒是很有居士的“济世之心”。张先生的讲话已经不太能听的清楚,一方面因为有口音,一方面或许还是年纪太大的缘故,有时由他的大女儿帮我们充当翻译。

我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,一是作为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(毕业生),对当初北大与德文系情况的追忆,主要是与我对材料的掌握情况做一印证。二是作为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最早的建设者之一,对南大德语专业建设与发展情况的追忆。希望凭借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回忆,对研究略做印证。问题就从张先生当学生时开始。

一、北大求学时代

叶:张先生,能不能谈一谈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去上北大德文系的?

张:我当时在北京工作。北大当时开设德文系,所以我就去考了。

叶: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当时北大设的是“德国文学系”,也就是说考生条件是受到限制的,即必须是有德语基础的人才有资格报考。

张:是的,当时蔡元培当校长,从欧洲请来欧尔克办德文系,要求是很高的。所以初入校的学生都是有德语基础的,我是原来在同济学的德语;还有人是从国外回来的,像商承祖,他的口语很好;还有不少人是从湖南考过来的,他们在那里学过德语,但都不太好。

叶:您当时在北大都听过哪些课程啊?

张:我那个时候是半工半读。早晨去北大上课,下午回单位上班。欧尔克教授,是我们最主要的课程教师。他是德国有名的学者,研究莱辛很有成绩。那时是在1919年,地点在沙滩,红楼。一般都是在上午,欧尔克教授讲课很好,清楚,他要我们背诵诗歌,这样对文学修养和语言流畅都有好处。除了读文学作品之外,还学语言史、文学史等,包括很老的一些古诗,像《希尔德布兰德之歌》《尼伯龙根之歌》等。有的是抄黑板,有的写讲义。他这个人很有水平,自己写过《德国文学史》《莱辛评传》。还有杨丙辰,他是中国人。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做Richard Wilhelm,我听过他在大礼堂的演讲,不过在北大的时间好像不长。

叶:那就应该是卫礼贤了,他在北大也就教了一年。除了专业课之外,您还听过别的课没有。像冯至先生说,是北大自由的风气培养了他,五四对您有没有影响?还有什么记忆吗?

张:我听过胡适之的课,他讲中国哲学史。还有吴梅的选修课,讲戏曲。这些课还是有启发的。

叶:那您有没有听过周作人的课,他讲欧洲文学史。

张(缓慢地摇头):没有。(这点似乎有待考证,后有详论)

叶:那五四对您的影响怎样?

张:那时学校都停课了,我们都不去学校。大家自己在家里看书,后来欧尔克教授就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,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去,他很认真的。那时候,北大还没有复课。

叶:您见过蔡元培吗?和他有什么交往吗?

张:见过,听过他的演讲。但他经常到国外去,不在学校里。和他个人没有什么交往,毕业时候欧尔克对我讲,蔡校长想留我,但我母亲有病,想回家,就没有留下。但后来还是到北京来了。

叶:您当时的同学都有哪些人?

张:商承祖,他是从德国回来的。德语讲的很好。后来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同事。他当过南大外文系的主任。

叶:商先生的东西好像留下来的不多。我曾经尝试联系过他的女儿,但她不愿意见研究者,说是可以去查档案。今天我们去南大档案馆查了,也没有他的档案。但我就图书馆查阅的资料来看,商先生好像写作很少,这个现象比较奇怪。

张:他的中文不太好。但至少翻译过两部书,是和别人合作的。他的德文很好,从小在德国长大的。他用过商章孙的名字。

叶:您在校的时候认识冯至先生吗?

张:冯至的年级比我低。我好像是后来才认识他的。

叶:是的,我考证下来也是这样,北大学制分预科、本科、研究所三级。预科两年,不分系,只分文理科。冯先生1921年入北大预科,1923年暑假后入德文系本科一年级,1927年暑假在北大德文系毕业,在北大共求学六年。张先生您1919年入北大(五四之前),1923年毕业。在北大求学四年。冯至入德文系本科时,您已经毕业工作。所以你们在校时可能并不认识。另外,罗章龙,您有印象吗?他是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参加马克思小组的。

张:记不得了。还有两个同学,一个叫唐性天(音),他的体育很有特长的,后来开书店,还给我出书,但后来打仗把稿子烧掉了。一个叫许潘云(音),后来当过浙江省教育厅的厅长。

关于先生的著译,当然不能不有所提及。我最关心的,自然还是开德语文学研究学术史风气之先的《德国文学史大纲》,于是问题就从此提起。

叶:张先生,您那时候为什么刚大学毕业就写了《德国文学史大纲》这本书?

张:那时候觉得有兴趣,主要的材料是根据几本德文的书,主要是欧尔克上课的资料。

叶:那么,您对这些作品都读过吗?

张:没有,当时也就是做介绍而已。主要还是根据人家的资料写的,主要是欧尔克的,他自己讲德国文学史,有不少材料。

叶:那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?是否受到当时“文学史”写作的影响,我记得您这本书好像是放在一套丛书里面印行的,包括林传甲的《中国大文学史》。

张:不是,我就是自己感兴趣。写了以后还找不到地方出版,后来就通过我的叔叔找到了张东荪,又托到中华书局的熟人,才给出版的。当时印了有1000本。

叶:您了解当时国内外的文学史撰写情况吗?

张:不太清楚,当时因为国内没有德国文学史,所以才想着写一部,就是感兴趣,手头又有些材料,后来还再版过。

关于第一个问题,据张威廉先生回忆,北大德文系第一次招生十余人,有不少是湖南来,德语不太好;他算是德语基础比较好的。还有商承祖,虽低一级,但因其从德国来中国,德语基础很好,故同班听课。但商氏德语好,中文不太好。所以,张威廉算是比较全面的。北大德文系招生时,张威廉在北京政府内务部工作,主要是负责遣送德侨的工作,做翻译。他得知消息后,便去报考。因当时要求有德语基础,他自己是同济出来的,德语基础不错,便考取做了第一届学生。关于在北大上课时的整体情况,他似乎记忆不是很清楚。关于专业课,他回忆的比较清楚,但公共课和选修课,似乎不是很确切。如欧洲文学史的课,据张氏自己的书面回忆:“除本系课程外,有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。必修课我记得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,此外有欧洲文学史、科学方法论等。选修课我记得选过词学和诸子百家。后者虽名为百家,实际只讲了荀子一家,感到失望。第二外语我选的是法语,教师经常旷课,以致学了两年,毫无收获。”(《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》,载张威廉:《德语教学随笔》第157页,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而周作人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,即讲授“欧洲文学史”课程,区分为“欧洲文学史”与“希腊罗马文学史”,每周各三小时的课。后还将讲义编印成书,于1918年10月被列为“北京大学丛书之三”出版,以希腊、罗马为主,对德国文学只是略有涉猎。周作人:《欧洲文学史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18年版。另参见周作人:《欧洲文学史》(止庵校订)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其间1920年12月~1921年9月,周作人养病,未上课,余时则应都是他在上课。参见雷启立:《苦境故事・周作人传》第113页,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)

二、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创办

关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建立和发展情况是我关心的另一个命题。而张先生恰恰是最早的创始人之一。

叶:您1943年来到当时的中央大学(即南京大学前身),担任德语教师,当时的情况怎样呢?您为什么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北大任教,反而在十年之后又重新选择了教师的职业呢?

张:我毕业的时候,母亲有病,急着回去。后来为生活所迫,还是去了北京,在西门子电机厂谋了个工作。1933年的时候,陆军大学从北京迁到南京,校长杨杰请我去教德语,我就去了;后来陆军大学课多,我就请以前的同学商承祖去兼课,他当时在中央大学。抗战爆发后,我随陆大迁移,最后到了重庆,这时中央大学也迁到重庆,商承祖就请我去兼课,当时德语是公共外语,还没有专业。那时候大概是1943年。

叶:中央大学在1947年的时候建设了德语专业,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,非常重要。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路呢?

张:这主要是范存忠的关系。他当时任外文系主任,这个人很有眼光,要把德语作为一个专业搞起来。当时德文做公共课已讲了很长时间了。

叶(取出一册刚买的《雪林樵夫论中西――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):您说的是范先生吗?他的博士论文是做《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》。

张(接过去翻阅):对,就是范存忠,他是搞英国文学的,在哈佛拿的博士,当过南大外文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、副校长。

叶:那除了范先生之外,德语专业自己有哪些先生们呢?

张:还有就是商承祖,他和我是北大的同学,后来到德国汉堡大学又拿了博士。他负责,后来他还当了外文系的系主任。

叶:您还能回忆起来当初德文专业建立时候的其他情况吗?有多少人?

张: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吧,本科生。具体记不太清楚了。商承祖的女儿商志秀好像是其中的一个。

叶:其实中央大学的德语专业第一届学生还未毕业,就已经解放了。1949年之后,尤其是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之后的德语专业怎么样?好像同济、复旦的德语都过来了,实力很强的?

张:人很多的,他们都过来了,而且带了很多书和资料。像陈铨、廖尚果他们,陈是写剧本的,《野玫瑰》很有名,后来被打成右派。廖是搞音乐的,也很有才。但他们个性也比较强。

叶:张先生,您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,大家都在想您取威廉这个名字,是否是德文WILHELM的译音?

张:不是,不是,没有关系。这里的威廉,是取“公生明,威生廉”之意。

叶:张先生,打扰了您这么长时间,感谢。祝您身体健康,佛心常在。

张:走好。

南大德语专业建立与发展的情况似乎比较复杂,三言两语讲不太清楚。张先生言辞之间,似乎也不愿多谈。但大致还是听出了一些端倪,可能与学术派系不无关系。当时南大德语专业似乎并未能完全充分利用这院系调整的“大好时机”,以大力发展南京大学的学术实力。其时的外文系主任是商承祖。1953年下设两个德语方面的教研室:德国语言教研室,主任张威廉;德国文学教研室,主任陈铨。作为外来者的同济与复旦来了相当多优秀的人才,张威廉这样回忆:“1952年院系调整时,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;师资有陈铨、廖尚果、凌翼之、贺良诸教授,焦华甫讲师,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卢姆,真可说是人材济济,盛极一时。但为时不过十年,便就风流云散了;图书数千册,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,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,如1823年出版的《席勒全集》。”(《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》,载张威廉:《德语教学随笔》第161页,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)确实,以上列举,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,如像陈铨这样的人物,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文学上,都是很强的。说当时中国南方德语文学界的优秀人才多半“云集南大”,当不为虚言。请注意,1949年以后,由于政治上的原因,德语专业受到限制,1952年的院系调整,全国范围内只保留三个德语教学点,在南方为南京大学,在北方为北京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学校(参见付克:《中国外语教育史》第71页,上海: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1986年,其中南京大学误为南开大学)。可惜后来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之冲击,这批优秀人才之聚结,非但未能发挥“团队效应”,而且个人之学术成果竟似也“屈指可数”。如陈铨在建国前后,就学术成就言,简直“判若两人”。相比之下,张先生似乎相对较为超脱,尽量将精力放在教学与翻译上,他的很多翻译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做出来的。这其中蕴藏的学术史与思想史风景,其实值得大加开掘,不过那不是本文之任务。此文旨在“抛砖引玉”,切望有更多的同好来关注此一领域,开辟出其后“风光灿烂”的无限风景。

附记:访谈之后不久,竟得张先生仙逝(2004年7月1日)的消息,悲怅莫名。现在将访谈笔记整理出来,以寄对张先生遥思之情。另本次访谈承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指引与陪同,特致谢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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